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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天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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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话日记  

2016-12-19 08:52:03|  分类: 谈文论艺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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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没有印行“日记”的习惯,所以,过去相当一个时期,我一直以为“日记”这一文字体裁是舶来品,是西风东渐的产物,直到前几年,上海图书馆举办了一个馆藏“中国日记手稿展”,看到了元朝人的日记手稿,介绍说是目前已发现的最早的中国人日记,这才知道,至少元朝,中国文人已开创了日记体裁。近日,上海图书馆又举办了一个翁同龢文翰展,除了他后人售卖给上图的藏书藏帖之外,还有一部《翁同龢日记》,很是惹人注目,而这部日记,已具有较为现代的日记体制,与国外的政治家日记,已处在同一水平上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从事文字夫,与国外相比,还真是啥都不缺,诗词戏剧小说散文,还包括日记,从古代到现代,走的是一条真正独立自主的发展路线。
      日记而有价值,大致在个人和社会两个方面。从个人来说,日记是精确回忆的一种凭藉。右派诗人流沙河很小就有记日记的习惯,但打成右派后不敢记日记了,直到文革末年,才恢复日记。他在九十年代末写回忆录,那些有日记记载的事情,年、月、日以及当时的思想情感,就一切宛如眼前。比如他获知老毛死掉消息的当日,他引用日记中的原话,“此人再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精确地揭示了经历过那些凄风苦雨岁月的一代老人对恶毛罪行的清醒认识,日记竟然有变天账的功能。而那些没日记记载的事情,只能模糊叙述,年、月、日都只能用“大概”,记录而缺了时间要素,就真相的可信度而言,显然大打折扣,要是上了法庭,就不具书证的意义了。
       日记而有价值,当然不只与个人回忆相关,政治家的日记,往往是重大决策前因后果的忠实记录,是历史之所以如此而非那样的原因所在,所以,名人或政治家的日记,是历史研究最主要的原始凭据,其地位犹如财务账单中的发票,其功能既可能是涂脂抹粉的颜料,也可能是滔天罪行的审判依据。比如戈培尔日记,在他本人,或许以为这是一册为日后第三帝国丰功伟业进行评功摆好的账册,但最后实际上所起的作用,由于他忠实地记录了许多纳粹重大决策的过程,最后却成了纽伦堡审判中锁定他和他那个集团主义罪证的重要凭证。
       显然,大人物或名人写点日记,对己对社会都有点好处,正是基于这番认识,许多有志于成为大人物的人物都从记日记开始培养自己的大人物意识,许多人甚至在生前就迫不及待地出版自己的日记,前者如蒋介石,后者如胡适。
       从表面看,老蒋一生也算著作等身,摞起来也有尺把高,但与老毛一样,有许多标以他姓名的文章并不一定是他亲力亲为,而是秘书代劳,但他持续记了五十多年,不缺一天的日记,却肯定是他的亲笔。老蒋执政正是各地割据,红、黑两色军阀混战之际,为国家统一,他一生戎马倥偬,转战各地,那册日记本却须臾不离,每日都随身携带。据说西安事变小张责问老校长为何不抗日,老蒋拿出日记,里面尽是他十多年来处心积虑,韬光养晦,为攘外安内操尽心血的心路历程,小张终于心诚悦服,低头认罪,这才恍然大悟,才知道所谓“兵谏”是上了贼人的当了,于是负荆请罪,乖乖入狱伏法。在这一事件里,日记有澄清事实,说明真相的功能,竟然起了改变历史走向的巨大作用。
       名人日记中最著名的当属《鲁迅日记》,这里没其他原因,就因为“鲁学”成了当代的显学。但鲁迅本人把日记是当做账本来记的,日期和天气之外,就是人情往来和日常费用收支。这样干巴巴的陈年旧事,即使有私情偷窥癖的文艺女青年,读之也会昏睡不醒。但学者陈明远却在这些干巴巴的收支账本里,读出了民国文人的经济状况,读出了民国文人精神风骨的来源和底气,其实就是民国体制下文人丰裕的经济收入养成的,正是这份有尊严的经济收入,从而让一大批知识分子既能够拒绝官府的拉拢,也能够抵制资本的诱惑,从而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原来,研究日记是可以做成大学问的。
       鲁迅有三兄弟,老三周建人是否有日记我不知,老二周作人却与长兄一样,也从求学即开始日记,一直坚持到了躺倒不起的文革前夕,前后有七十年之久。周作人日记并没正式出版,但鲁学研究的专家们可以内部查阅。那么,既然并无出版计划,这些日记又是如何到了北京人民出版社手里的呢?原来,四九易帜,周作人被提前释放,但因为是著名汉奸,一直未安排固定工作,长期由人民出版社预支稿费过日子,但他大手大脚惯了,按说,那时月支200元的收入不算低,但他还是一日三哭穷,天天说无以为生,有一年哭穷,就把十二大册日记卖给了出版社,得了1000元现钱救穷。这些日记要是不是卖了,估计文革抄家时难逃厄运,但要是不是当场烧了,而是当做批判资料予以保存,文革结束后理当发还家人,那可是一笔巨资,要是放到现在,周家后人肯予变现,放到嘉拍,估价肯定得以亿计。从这个事实里我们可以看到,名人而记日记,既可以救穷泽润自己,也可以留诸后代,是一笔丰饶的财富。
       《鲁迅日记》只记“”,不记“”,用字吝惜,简到不能再简。比如,他在日记里记录与二弟分家打架,既不记前因后果,也不说是非曲直,让后人读来一头雾水,即使有日记明文记载,却至今只能靠猜测分析原因。从文本的意义上说,鲁迅的日记是有缺陷的。老蒋的日记就有“”有“情”,好看多了。比如,老蒋早年日记中有几次描述了自己的嫖娼经历,但除此之外他还抒发情感,说是提上裤子就觉得万分懊恼,觉得一个有志青年不该如此糜烂颓废。大陆官媒介绍老蒋的日记,总忘不了特意提上这么一笔,当然,重点不在他对自己犯错的醒悟和懊悔,而在曾经嫖娼的事实。由此看来,一本忠实于事实和情感的日记,具有自揭大人物小瑕疵的作用,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可以凭此攻击,站在道学家的立场把老蒋说成烂人;但反之也可以凭此证明,人性的规律,你是逃不过的,男欢女爱,是人生第一大伦,老蒋不装逼,在日记里拒绝伪人,正是伟人的表现。据说老蒋这类有功记功,有过记过,逐日自反的日记体例,源头来自《曾国藩日记》。
       日记记事记情,第一要义当然是真实,如果一部日记,哪怕有一丝做假的嫌疑,其意义也会云消雾散。所以,我总觉得日记若由本人生前审阅出版,那就难以避开矫饰的嫌疑,哪怕他是胡适。但也有许多人物混成大人物之后,知道自己的日记总有出版之日,于是就有计划地开始矫饰,为自己贴金,为政敌或情敌抹黑,这样的事例确实不少,所以,引用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也是需要分析和批判的火眼金睛的,假如拿来就用,则肯定大傻。
        我们辨别一部日记的真伪,还可以从伦理逻辑得出结论,受限于人性的局阈,一个人无论多么伟大崇高,哪怕是基督,也会有自私的坏思想一闪念,或利己的坏事情一偶然,一部真日记,就会忠实地记录所有。但一部假日记,往往就只记好事而不记坏事,因为日记者本身的用意,就只是要人们发现他干的那些好事,本意是为了通过日记塑造自己的伟光正形象,并不在忠实记录自己,哪怕记录的事件都是真实,但在完整性上却是经过筛选的,这类日记,就人性研究的价值而言,可说一无所有,狗屁不值,是典型的矫饰,是伪装成日记的伪日记,本质上是“贴金录这类日记,以《雷锋日记》为代表。相反,老蒋的日记就明显真实,哪怕一个政治家,不可能都是社会人,所以,他的日记,既记录那些社会事件中自己的参与度,也真实地解剖自己作为一个个体的生命经历,所以,他在日记里既诉说了自己频繁嫖娼恶习难改的尴尬事实,也抒发了自己百金难赎的悔恨情绪,这种心路历程,是个男人一看就知道很真实,且很完整地述说了日记真实性的另一要义,那就是每日每事必记,持久不息,好坏事不能筛选,缺了其中任何一项要素,都有假日记之嫌。但正因为日记有讲真话的内在要求,正直文人的日记,在砖治国家,则往往成为文字狱的凭证,49沦陷以来,大陆文人因日记而遭牢狱之灾的何止千万,这却是日记里的腥风血雨了,别是一番难以言说的悲凉风景。
        那么记日记难不难呢?说难也不难,因为日记不为出版,没有文字雅驯程度的审核标准,只需识字,便可操作,准入门槛极低。但说不难却又真的很难,因为哪怕一件很平凡的事,要持之以恒,都会变得艰难无比,一个事实是,这个世界上能做到终身日记的并不多。这个道理我们可以归结为: 一个人记一天日记不难,难得是一辈子记日记。据说老蒋对记日记上瘾,不仅自己坚持日记,还教训小蒋必须养成记每日一记的习惯,1937年小蒋摆脱十年人质生涯由苏返国,老蒋布置的中文日课,就是每天五百个毛笔字和一篇日记。
       不过,也有一些专业工作者记日记的用意只为自己的职业,我买过一册上下两卷本的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格的日记,他给这部日记的取名《七大洲风云四十年》,其中内容尽是他逐日采访各国政要的笔谈记录,没一句涉及私人生活,所以,这类日记,虽然也有每日必记的外部特征,却还是应该归为“工作笔记”为妥,犹如船长的航海日志。由此看来,日记记录事件,无论公私,在内容上都应该有自身参与其中的限制,叙事体例只能限于第一人称,否则就丧失日记在内容上约定俗成的要素了。
        日记在中国虽然古已有之,但蔚为文人风气,却肯定是西风东渐的近代以来,且一举统领码字人的兴趣,这可以以近代两部以日记为名的著名小说来证明,一部是鲁迅的《狂人日记》,一部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前者有中国近代白话小说的鼻祖之名,后者则是中国近代小说以心理描写见长的开山之作,由此可见,在二三十年代,日记确实已成一种很流行的体裁,是文化人码字的基础训练之一,这也是这两位文学大师能很成熟地把这种体裁改编成小说的内在原因之一。据说现在的小学生也有从日记开始的作文训练,我看不失为一条文字训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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