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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天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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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与钱  

2014-07-28 12:13:17|  分类: 谈古论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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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文人与传统文人的区别之一,在“谈钱”的态度上有一个分界限。古代文人雅士贬钱为“铜臭”,谈钱俨然大恶,长期来流传一个“阿堵物”的典故,很说明问题。六朝人王夷甫因雅癖而从不谈“钱”,其妻故意将铜钱堆绕床前,王夷甫晨起,呼奴婢曰:“举却阿堵物” ( 注:可译作“搬走这个东西 ”) 。王老夫子为钱所困甚至已到了“举步维艰”的程度,嘴里仍不愿吐一个“钱”字,是“雅士”的典范。

   明清时代,一些不愿装逼的文人已开始脱离旧风气的窠臼,比如郑板桥,就毫不犹豫地给自己的字画制定了润格,大大方方地谈钱:“大幅六两,中幅四两,书条对联一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盖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若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物既属纠缠,赊欠犹恐赖账。年老神疲,不能陪诸君子作无益语言也。”文人已不耻于谈钱,且机智百出,直率得很可爱了。在老郑的带领下,晚些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也纷纷效法,被逐出官场后,都以卖字鬻画过起了妻妾成群,潇洒舒适日子。到了民国,文人谈钱的态度,就成新潮与古风并存的时代了。

   中国的文人向来有说话讲究艺术的时尚,所以文人不谈钱则已,一旦谈钱,往往都延衍成绝世的警句。比如鲁迅,他曾说:“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钱这个字难听,说着要被高尚的君子所笑,但我总觉得,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自由故不是钱能买到,但能够为钱所卖掉,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科研论文上有一个“引用率”的指标,是反映该论文科研价值的重要参数 ,鲁迅这段话的被引用次数,只怕多得没法估量了,说它是名人警句,可以进入各种警句语录的范本,应该是名至实归。鲁迅以文人的身份而如此标新立异和惊世骇俗的风格谈钱,也是以同样惊世骇俗的态度对待钱的,所以,为了钱,他甚至不惮于与朋友打官司,书商拖欠稿费,他也要用绍兴官话问候他们的爹妈,一点不会客气,把一张老脸搁在地上。他们兄弟反目的缘由,众说纷纭,官方的解释是思想分歧,坊间流传的版本则是鲁迅偷看弟媳洗澡。这当然是鲁粉们不愿看到的结论,出于为尊者讳的目的,于是,产生了其他各种“合理”的解释,其中的一种,就是“钱”的解释,也是引用鲁迅自己的话,“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吧,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总共有600余银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的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俭,所以总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看到这里,朋友们一定会折服,什么叫“文豪”?这就是文豪,即使谈家常,鲁迅也是警句迭出,这里以黄包车和汽车在载重量上的巨大差距的对比来比喻收支间的不平衡,就是让人过目不忘。而这,也正是文人谈钱的出彩之处。家庭矛盾用“思想分歧”的解释难免牵强,用经济的理由显然合情多了,因为这在任何层次的读者都可由自己左邻右舍邻的家庭纠纷里找到佐证。而我的看法则是,长期积累的经济原因可能是火药,而偷看事件则是引爆矛盾的雷管,并最终成为矛盾不可调和的决定性因素。

   共同的经济利益会让文人间的友情变得像蜜一样甜美而富于营养,但反之,也会成为友谊的毒药,让文人间的情义成为见光死的砒霜。林语堂与赛珍珠的反目堪称一例。

   赛珍珠在帮助林语堂写作和出版上有很大的功劳,林语堂用英语写的《吾国吾民》在美国一炮打响,引爆全美读书榜,形成纽约纸贵的畅销局面,全仗赛珍珠“诺奖获得者”的巨大号召力与品牌力,也与她亲自不遗余力的推广有关。在中国文人眼里,这种帮助理应是一份“情义”,但美国人的价值观不同,他们认为这也是一份“劳力”,所以,任何帮助都是“有价”的,即使是好友之间。据说赛珍珠利用自己的出版商之便,把出版林语堂著作版税的一半归到了自己的名下。这就让林语堂觉得不堪忍受,他觉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朋友”,到了享受自己劳动成果的时候,怎么就成了主仆了呢?于是,一对天作之合的写作伙伴也是被钱凿开了断交的缝隙。这个例子其实还深刻地揭示了中外文人间对待钱的不同态度,以后经历了百多年痛苦的碰撞和愉快的交流,中外文人在钱的态度上也日渐融洽起来,“亲兄弟明算账”的古训终于从商界到学界达成了一统天下的共识。

  著名文人中胡适从没专门为钱留下过什么经典语录,原因当然不是因为他不擅长“警句”,而在于他是一个真正的身教重于言教的圣徒。胡适不谈钱,一生却留下了无数文人与钱的轶事佳话,都是可歌可泣的圣迹,每件都足以传世。胡适是发现汪静之的伯乐,但他与汪静之之间的关系与林语堂与赛珍珠就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胡适帮汪静之出版发行诗集,不但没赚诗人的稿费,反而大贴其钱。汪静之给胡适的信中有这样的话:“向来承先生栽培,感激莫名”。《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7册中有汪静之给胡适的12封信。1922年1月13日,汪静之的《蕙的风》出版,汪静之寄了2本给胡适,随即就开口借钱,“我真有不能维持之危险,只好向你再借20元。是的,20元,要20元才够,邮局寄来,越快越好,你先期借我的40,10元是还上学期的债,30元是暑假内的膳费书费。”过了两个月,汪静之又写信给胡适:“我从前预料在现在这时可以得到《蕙的风》的稿费以供我的需要了,但到现在,陡然失望,在欠债里生活的我,现在又过不去了,所以又无路可归地找到了你,请你快寄30元来借我吧!”从这两封信可以判断,在《蕙的风》出版之前,加上这次30元,汪静之累计已借了90元。但《蕙的风》出版之后不久,1922年11月19日,汪静之又写信向胡适告贷:“你前些时由东亚汇给我的30元钱,还了债就完了,到于今,新债依然如故,夏衣早已入了上海的典当,冬衣还睡在杭州的当铺,又需要看书报没钱买。自去年下半年来,家中没有钱寄我,好在《蕙的风》稿费一笔大款150元,修人(注:指应修人)又借我些,不然真不知穷到什么地步了。请原谅,我还要向你借50元才行。”不到一年时间,汪静之向胡适三次告贷,合计140元,而《蕙的风》全部稿费才150元。以汪静之这样一个挥霍无度,脱底棺材的脾性,这些钱根本不可能还清。好的是,他直到晚年还一直惦念着胡适这段用钱铺筑的文人情谊,不像吴晗那样昧良心,虽然手中一直缺钱花,心中却一直不缺乏良知。

   文人中“好借好还”的佳例也是与胡适有关。在胡适的追悼会上林语堂讲了一件往事,他去美国留学时因夫人生病,生活发生困难,向北京大学预支了2000块大洋,回国后林语堂赶忙去找北大校长蒋梦麟表示感谢,蒋梦麟诧异,北大从没预支过这笔钱,原来也是胡适以北大的名义私下给林语堂雪中送炭,林语堂感动万分,觉得这才是文人间无价的情义,这就更反衬出赛珍珠的不是东西了。他当年就把那笔巨款还清了,但却永远藏下了这份难忘的恩情,他知道胡适不是个愿意张扬钱德的人,一直到胡适死后才向公众公开了这件大恩大德。

   台湾学者陈之藩也向胡适借过钱,胡适有一封致陈之藩的信:“之藩兄,谢谢你的来信和汇票。其实你不必这样急于还此400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作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胡适有伯乐的眼光,知道自己的资助就是对人才的奖掖,钱其实是花在了自己终身忠实的事业上。陈之藩后来忆及此事:“每读这封信时,并不落泪,而是自己想洗个澡,因为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澄明的见解与这样广阔的心胸。”

   我的本家长辈在如此旷阔的大度前能忍得住不落泪,我却做不到那份淡定,每每读胡适的轶事佳话,总有些眼翳婆娑。在我的词汇里,“伟大”是顶级的形容词,用来标示中国的文人,许多人把这个词给了鲁迅,我却觉得他是不配的,原因就是够得上“伟大”的条件并非在于他说了多少好话,而更在于做了一些好事。文人间的比较,在“钱”这方面,胡适真的比鲁迅伟大一千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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