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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天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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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鉴的盲点  

2014-05-23 11:42:28|  分类: 谈人论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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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历来是个重视师道尊严的国度,这一传统价值理念直到“文革”才被新政权颠覆,教师被当作了“臭老九”的代表而押上了批判台,接受“工宣队”、“军宣队”的监督看管。而改革开放后,这个本来具有贵族倾向的群体则遭遇了全体普罗化的群体性堕落,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中成了冲锋在前的排头兵,与医生一样,成了中国社会中最有知识,却最没操守的一群。

        但过去的教师可不是这样,他是社会中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所谓“师长”,老师的名分还在长辈之前,“教师”的推荐往往就意味着一份最值得重视的信任。那时并没限制开后门的规章制度,教师从业和特殊学生的入学依靠推荐是常态,假如当年没有这些“推荐”,中国不知会少掉多少大师,比如众所周知的钱钟书,华罗庚等等,假如没有前辈的举荐,都无法正常入学或出国深造,当然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些学术成果了。

        我们常把有经验的教师称为善于相马的“伯乐”,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能一眼就能发现可造之材,在发现和培育人才方面具有不拘一格的超级敏锐。但“伯乐”是有局限的,他能一眼就透过表象看清马匹的擅不擅跑,却分不清雌雄。教师的慧眼其实也容易出现一些职业病,即往往重才轻德,培养出一批很聪敏的坏蛋。

        胡适二十多岁就到北大做了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当然,见了好苗子也忍不住,推荐过好几个按规矩不能进入北大就读的特殊学生,其中之一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明史专家吴晗。吴晗因数学零分考不上北大,吴晗在中国公学读书期间胡适兼任当时的校长,很赏识他的论文《西汉经济状况》,就把他推荐给了清华大学史学系主任蒋廷黻。于是,吴晗得以顺利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就读。由于这份知遇之恩,在相当一个时期里,吴晗都把胡适当作了自己的再生父母。胡适给吴晗的信有:“蒋先生期望你治明史,这是一个最好的劝告,”殷殷之情俨然慈父。胡适认为秦汉材料太少,整理不易,证实甚难,晚代历史材料多,但肯勤劳,自然有功。他还教吴晗细读《明史》,做好笔记,多写专题研究小论文,题目越小越好,要小题大做,不要一开始就做大文章。吴晗深受感动,写信给胡适:“上次先生所指出的几项,读后恍如在无边的旷野中,夜黑人孤,骤然得着一颗天际明星,光耀所及,四面八方都是坦途。”

        假如情况一直如此,无疑,这将是作为一代教育巨匠的胡适一辈子把心血用在培养人才上的一个成功佳例。但很不幸,这次胡适看走眼了,事实证明,他这次推荐的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北京作家李辉的《碑石》,是一篇关于吴晗的长篇随感,其中记载了一件很能说明吴晗道德品质的往事。1962年,时任北京市长的吴晗两次接受《北京日报》记者的访问,回顾治学经历,他一再强调自己一向自学,顺口否定他和胡适及蒋廷黻的师生情谊,他说:“胡适之做过我的老师,没给过我什么,我没从蒋廷黻那里得到什么知识,”他甚至还落井下石,给自己的恩师戴政治大帽子,他说:“当时史学系的主任是蒋廷黻,一个十足的洋奴,他上课用英文,连对老婆讲话也用英文,中文不通,不能写,他的文章都是由胡适改了发表,因为不通。他们外国的历史知识有一些,但中国的历史知识很少。”

        吴晗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我们是不能怀疑的,他即使数学考零分,也无法遮蔽他那个擅于逻辑辨析的脑袋散发的学术光芒,假如这也会看走眼,胡适也就不成为胡适了。可惜,好老师大都有爱才如命的职业病,见了天造之材,都有一种迫不及待的使命感,觉得人才不易,不能在自己的手里辜负了苍天的恩惠,于是倾心倾力地奖掖扶持,却往往忽视人才理应兼具的道德品质,最终却使自己培养的人才成了一个极坏的榜样,并贻害后世。胡适对吴晗的越轨推荐和超常奖掖,却培养了一个能信口否认基本事实的史学家,堪称一个很经典的范例。有人把49年后文人的群体堕落归结为时代病,看看同是史学家的陈寅恪的道德坚守,我是不能同意的。在那个时代,公然实事求是地赞美一个朝廷钦定的要犯,固然需要非凡的勇气,非常人所具,以之求人,是一种强人所难。但选择不说,却并非不可,也不难做到。但在“组织的原则”面前,吴晗很自觉,很配合,很悟性地放弃了作为一个史学家的基本原则,为了表现自己的党性,为了表演自己积极靠拢的态度,为了能捂住自己头上的那顶乌纱,为了营造继续向上爬的空间,他采取了公然否认事实,甚至落井下石的态度,不能不说,这纯粹是他个人的操守问题,与文化基因相关,与时代政治无关。

        据说,五六十年代,胡适曾很仔细地让人把大陆批判他的那些文字都收集起来,编订成册,其中也包括留在大陆的他的儿子对他的批判文章。因为其中胡说八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他常对人说,那个政权竟然凶恶到这个地步,假如不是用枪逼着,那些昔日长年和睦共事的谦谦君子怎么会如此不顾人所共知的事实,一夜恩仇,胡编乱造,信口开河,恩将仇报啊!在这里,显然,提倡“好人政府”的胡适在人情世故的判断上,显出了他不及专门研究国人脾性的鲁迅的稚嫩,他以自己的好人心思度人,以为那些胡言乱语都是机关枪逼出来的。其实,至少《北京日报》对吴晗的那两次访问中吴晗对他和蒋廷黻与他的私谊的无端否认和对蒋廷黻的人身攻击,就不是枪栓响声下的产物,而是中国一部分人丑陋人性的一次酣畅淋漓的表演。

        中国历来有师道尊严的传统,也有为人师表的范例,可惜的是,也经常有师鉴不明的盲点,让那些选错了才的好老师在恩将仇报面前气得吐血。好在胡适的气量足够大,一点没受到这些不肖子孙的心理伤害。倒是吴晗自己把自己的小命害了,是“机关算尽”的下场。董桥在《吴晗迷失在旷野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学生冲进吴晗家中,吴晗坐在床边的沙发上,学生们向他扔书,吐唾沫,:‘你为什么反对伟大领袖,’吴晗急急忙忙摇摇低垂的头,连连说:‘我没有反对伟大领袖。’学生们的唾沫从他光秃秃的前额滑下来。后来吴晗跟廖沫沙同在一个牢狱里,他发不出声了,只顾指着自己的胸口。吴晗满胸淤血,冤死狱中。那是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日。”

        董桥的文字是还是带点惋惜,奉行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恕道,把他的结局称为“冤死狱中”。吴晗冤吗?我从不奉行恕道,我也根本不信佛教因果报应的那套超级鬼话,但在这件事上,我宁愿把他编成一个坏人自有坏报典型,替胡适出一口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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