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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敌  

2014-11-27 08:50:58|  分类: 谈古论今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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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有两种敌人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的,一种是情敌,一种就是政敌。

   情敌应该是与生俱来,当人还在畜生时代,就已诸形俱备,这可以从《动物世界》里求得证明;政敌却是人类社会复杂化以后的产物,也就是说,是人类社会产生政治,并政治能谋取利益,或者换句话说,政治还能在情敌关系中取得有利地位,有了如此实用功效后才逐渐产生的。有这样一些事实可以给我这个论断假以证明,比如,我们给中国王权争夺的激烈程度画一条与时代相关的曲线,可以明显的发现,这个激烈程度与年代成正比,时代越靠近,争夺越惨烈,越血腥,越卑鄙,越不择手段,而到了当代,老毛在争权夺利上的所作所为,则攀登上了人类历史上王权争夺惨烈程度的巅峰,就杀死政敌的数量而言,前无古人,后来者想要超越,已是万分艰难了,因为他的所作所为,已经到了人类可能达到的残暴度以及想象力和承受力的极限。而以后的事实也证明,中国政坛上权力斗争仍在继续,宫廷政变戏依然上演,但老毛时代习以为常的杀头枪毙或者把政敌折磨致死的情况,确实已为文明关押所取代,中国政敌间这条你死我活血腥争夺权力烈度的抛物线在到达顶点后开始快速降落,终于从从疯狂回归理性。

  其实,人类早期的政治,尽管也有血腥,却并不你死我活。考察中国的上古史,政敌间似乎还很客气,中国人甚至为政敌间让贤的客气氛围还创造了一个专用的文言雅词,叫“禅让”。上古的政治领袖都没有将职位世袭的念头,犯了领导错误就下台,让更有能力者上来。因此,舜尧二帝都是客客气气的禅让。另外,王位似乎也没啥稀罕的,大禹带领百姓治水,竟然自己也要像个普通老农一样,亲力亲为,挖土掘沟。显然,上古时代做领袖没有媒体的吹牛撒谎,鼓动宣传,仅仅靠开会演说和指手画脚是没用的,需要“身教”。大禹在治水过程中三过家门却忙得不得其入,让父母望穿双眼,让老婆独守空床,让幼子嗷嗷待哺。这样以身作则的领袖机制,假如不是甘当公仆的政治理念的支撑,有谁会去死命争夺呢?在这种政治体制下,真是人类历史上有政无敌的黄金时代。

  历史进入到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上漂浮的油水越来越大,政治能捞取油水的便捷越来越明显,人性中“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本性开始暴显,政权的争夺也就越来越惨烈,不仅异姓间为王位开始大打出手,骨肉同胞间为王位的继承权也开始死拼,政敌的对象就遍布了人际关系的所有角落,以致春秋末期孔老夫子面对这么一付乱象,不由得发出了“礼崩乐坏”的哀叹,他的“三纲五常”正是基于这副乱象背景下对上古礼制政治的一种向往。

  我们考察中国政敌间血腥争夺的残暴度,可以明显发现,除了与时代相关,(与时代相关的原因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政治权力所能攫取的好处越来越大)还与文化基因相关。宋太祖出身干部家庭,有贵族血统,文化基因优良,对待政敌的手段就客气多了。他在陈桥兵变中黄袍加身,但并未展开对前朝君臣的大肆杀戮,而是很客气地把推翻的小皇帝以优厚的待遇养起来,把那些拥立政变,功高震主的潜在政敌招来,一边喝酒,一边陈说厉害,给以华屋美妾,让大家安享晚年,留下了“杯酒释兵权”的善名。朱元璋出身贫民,后来是托钵行乞的流浪和尚,智商很高,文化基因却没有一点点,脑子里下载的都是原始森林里那些兽脑里拷贝出来的软件,对政敌就没那么客气,有借口的杀了,没借口的也制造借口给杀了,前后把十来万条性命送上了西天。

  在整个中国政治史漫长的血腥年代里,在残害政敌的规模上登峰造极和手段上推陈出新的荣誉则非老毛莫属。古代帝王残害政敌,一般都以官僚为限,间或也会搞些株连,所谓的灭九族就是惩罚政敌的终极手段了。但朱元璋的儿子朱棣首创了灭十族的先例,他以“清君侧”的名义搞军事政变,剪除旧党领袖方孝孺,除了政敌的远近血亲,还把政敌的门生故旧和弟子善邻也一网打尽给杀了。在老毛夺宝执政之前,煌煌五千年政治史,惩罚政敌涉案如此广泛的也就仅此一例。但老毛执政后就把灭十族作为剪除政敌的常用手段了,在他执政的几十年里,不仅政敌的血亲遭受九族株连之害,门生故旧,邻里师长,甚至仅仅通过几封信,见过几次面的都会有株连之祸,一个胡风案就牵连了两万多人,许多人的罪名就是因为有过书信往来。他在残害政敌的规模上登峰造极的业绩还表现在以财产划分政敌,把以地主、资本家命名的政敌都清除完了以后,仍觉得与人斗其乐无穷意犹未尽,刻意制造了一个规模更大的群体作为政敌对象,发明了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命名的以思想划分政敌的方法。假如说以财产划分政敌还有一个客观标准,有一个限度,以思想划分政敌,则成了主观标准,政敌就没了边际,他想让谁做政敌就成了他的随心所欲,中国的政敌之争从此就开始患上了“妄想症”的特征。同时,中国的“政敌”也第一次扩展到了芸芸众生,一个普通老百姓一句略显不恭的话语,一个不经意的举动,都有可能被套上“反革命”的罪名,惹来杀身大祸。文革期间究竟枪毙了多少因一句不恭的话语,或打碎了一具领袖瓷像的普通百姓,真的难以统计了。

  老毛在惩罚政敌的手段上推陈出新的业绩是发明了“戴帽子”。据说猫在逮住老鼠以后不会马上吃掉,而是戏弄一番,把老鼠在皮肉痛苦和精神恐惧中折磨到半死以后才下口享受美餐。据信,百畜中具有这个爱好的,猫是独此一家。老毛在对待政敌上也有这个嗜好,他与斯大林对待政敌一毙了之享受痛快的嗜好不一样,他喜欢欣政敌在痛苦不堪的折磨中慢慢死去的挣扎,在对手的挣扎中体味政敌告饶求生后匍匐在地时高人一等的成功感受,有滋有味地欣赏天朝酷吏在折磨人的肉体和神经时给政敌带来的创造性发挥。所以,他对政敌不是一毙了之,而是“戴帽子”。最初的政敌主要是党外的,帽子是“地、富,反,坏,右”;后来发展到了党内,就以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反党分子做帽子。所有被带上“帽子”的人,轻的,交群众用业余的方法监督折磨,重的要犯,则有狱吏专业伺候。钦点的政敌,更有皇家8341卫队专业看护,以确保插翅难逃,求生不得,求死不速。猫和毛同音,我觉得,冥冥中上帝让这两个畜生具有同音称呼也是一种天授寓意,

  进入二十世纪,现代文明终于给政敌间必定舍命一争的生死关系打开了死扣。原因在于,首先是民主国家领袖的权力得到了制度的制衡,除了为百姓服务的权力,谋私的权力得到了遏制,你作为政治领袖的那点好处都明摆着,多捞一分钱也会被贪污罪起诉,多玩一个女人也有弹劾的风险。现代民主国家的领袖都拿明文标价的工资,大致都只与企业的高级白领相当,且都实行一夫一妻制,绝不允许以“生活秘书”的名分给自己添置三宫六院。卡莱尔做英国首相期间的收入大大低于他们夫妻做律师时的收入,以致在位期间反而要借债度日。美国总统的工资是20万美元,只相当于天朝一个普通国企老总剥除各种灰色收入后的白色薪俸,辛苦操劳的程度倒是数倍于办公室白领。这样的职位,如果不是甘当公仆,为流芳后世的荣誉感驱使,野心家和自私自利者都自觉地敬而远之了。所以,当代民主国家的领袖都是谦谦君子。由于在制度设计中自觉引入了产生大禹和赵匡胤的社会基因,那就在文化层面消除了政敌间暴力相争的诱因。一个经典的案例是,奥巴马与希拉里在竞争总统大位时形成政敌关系,在我们国人眼里似乎势不两立,可偏偏是这个奥巴马,在夺宝成功后却把国务卿这个老二的位子给了希拉里,他们从政敌走向了搭档。而现代民主国家在选举结果公布时落选者向当选者祝贺时的握手和拥抱,那种真诚和热烈,都给我们对政敌的概念以全新的解读。而欧美国家的政敌关系迅速脱离血腥味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既然夺宝之路由百姓民选,大权在握也是为民谋利而不是为己谋私,政敌间的杀戮就丧失了作为手段的合理性,政治伦理的基调也就为此改变,新一代的政治文明图景也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政敌由互相杀戮关系而变成搭档的事例就不再奇怪和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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