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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天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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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许广平的0距离(关于鲁迅之11)  

2012-07-10 12:31:08|  分类: 故纸钩沉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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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出生后,办公室的一些女同事就一脸坏笑,阴阴的开始替我计算女儿出生日至婚宴的日子,接着嬉皮笑脸地告诉我一个研究结论,说是还算“老实”。这个“老实”是一个隐晦词,谁都知道,她们是在计算我与老婆的拍拖从逛街到上床的时间,到底在婚前还是婚后。以孩子的生日推断上床的日子确实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用不着请教那些妇科专家,这问题交给我来办,时间误差也断不至于大于一周吧。但真的以此手段推断“第一次”,却绝对愚蠢,开放的现在是如此,即使相对封闭的过去也是如此。比如我吧,这就是一个只有天知、地知、我知的“三知”问题。所以一位朋友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经常写鲁迅,能不能告诉他鲁迅与许广平上床的时间。那时,我对这个问题的求解是持绝望态度的。

这固然是一个经典的八卦题目,你不可能在中国的官版出版物中见到这样的方程和求解。但在草民的博客,我觉得倒不妨拾遗补缺,以真实细节还原一下现实生活中的伟人面目,从另一个侧面了解人性中的本质属性,以拨开文化假面的遮蔽和伪装,让我们看看站在伪道学对立面的真实鲁迅。所以,当我在阅读中抓到了向正解无限逼近的蛛丝马迹,立马就有了一种向大家汇报成果的冲动。我自然不敢说就此证实了“第一次”,但可以欣喜的是,至少向发现第一次接近了一大步。可惜自发布发现广告自今,大约已三个月了吧?其间因文稿写到一半时因未保存而关机当日新写的都遭到自动删除;又因电脑系统出毛病,叫人帮忙恢复,在重装系统时被无意删除,写该文期间遭遇了种种灾难而一度心灰意懒,无意再续,终因一位知友的鼓励而从头开始,迟文为歉了。

鲁迅与许广平拍拖,经历了长期的地下情人状态,从1925年3月11日许广平寄出第一封表达意思的情信,到1929年许广平怀孕生子形成事实婚姻,经历了四年之久。由于他们之间没有举办正式的婚姻仪式,因此,如果说我们把许广平的第一封情书看做是标志着他们从师生关系进而到夫妻关系形而上的分界线,那么这床上的“第一次”就可以看成为他们之间形成事实夫妻的形而下的分水岭。又由于许广平在鲁迅晚年写作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她对鲁迅晚年思想文化意识上有意无意所施予的重要影响,并进而影响到鲁迅晚年写作与早期作品的重要区别,从这个意义上看待他们的结合以及由此对鲁迅作品的重要影响,他们的婚姻也可以看成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多样化,立体化的一个重要因素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研究鲁迅,研究他们的“第一次”,研究他们如何从无穷远到0距离的过程,也许就可以在八卦以外找到一些别样的主流意义了吧。

在中国,“鲁迅”是一门显学,然而众多庙堂中研究鲁迅的人,都是把他供在高处。常见的形象总是这样:隶书胡子,一脸不屑,浓眉大眼,怒目逼视,表情上呈现一副愤怒与绝望的样子。其实,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我们看到的鲁迅,不是真的鲁迅,是拿着官俸的“鲁迅专家”根据当局旨意演绎的鲁迅,或者是鲁迅的文学作品。然而有一个真实的,生活的鲁迅躲藏在他与友朋的书信集里,他自己的日记里,以及他与年轻情人的《两地书》里。我愿意在这些阅读中找出一点鲁迅日常生活的细节来,以描述一个与政治无涉,吃五谷杂粮、饮食男女中的鲁迅。

在认识许广平之前,鲁迅是惯常把自己的内心染成黑色的,他所有的文字都暗藏着孤寂落寞的失落,黯然伤神的无助,甚至望断天涯的绝望。1925年春天,因一封意外的来信,鲁迅那四季晦暗的毒气被一丝绿意感染,一点点往纯真的方向转变,他没有因一个年轻姑娘暧昧的暗示而假正经,玩深沉,装纯洁,抑或显示其他高洁的品格。在这里,我们该敬佩的是鲁迅的坦荡,他正视自己的欲求,不止是表现在物质利益上,比如钱的算计上,甚至也表现在情欲上。

那年,北师大发生了著名的“驱杨”事件,鲁迅因支持学生运动而与当时是学生领袖的许广平的感情快速升温,迅疾进入到情人状态。但这种地下情人的状态也遭到一些社会舆论的攻击,其中也不乏他的学生,朋友和亲人。比如1929年三月,韦素园在信里询问鲁迅的“新生活”。所谓的“新生活”,其实就是指鲁迅摆脱了北京的夫人朱安,而携着自己年轻女学生许广平双宿双飞,去了厦门大学。途中经过上海,鲁迅和许广平一起在某旅馆又被高长虹和其他一些文学青年看到,都形成了一定的舆论压力。鲁迅在回答韦素园的信里有一段话透露了这方面的信息:“至于新生活的事,我自己是川岛到厦门以后才听见的,他见我一个人住在高楼上,很骇异,听他的口气,似乎是京沪都在传说,说我携了密斯许同住于厦门了,那时我很愤怒,但也随他们去吧罢。其实呢,异性,我是爱的,但我一向不敢,因为自己明白各种缺点,深恐辱没了对手。然而爱到一起来,气起来,是什么都不管的。后来到广东,将这些事对密斯许说了,便请她住在一所屋子里——但自然还有别的人。前年来沪,我也劝她同来,现就住在上海,帮我做点校对之类的事——你看怎样,先前大放流言的人,也都在上海,却反而哑口无言了,这班孱头,真是没骨力。”

这些话,抛开其中的是非不谈,就我的问题而言,证明鲁迅自携“密斯许”南下厦门,他们已住在一起,睡在一张床上,证据显然已足够。但假如考证到此结束,此文毫无价值,因为这些都是众所周知,还因为“第一次”显然还远在之前,所以还得继续深入挖掘。

鲁迅的新生活,因为高长虹的醋骂以及各式各样的流言,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风波。1928年,一位署名周伯超的人给鲁迅写了这样一封信:

“鲁迅先生:昨与诸人同席,二人宣传先生讨姨太太,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后学闻之大怒愤,与之争辩,此事关系先生令名及私德,彼二人时以为笑谈资料,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作函警戒之。后学为崇拜先生之一人,顾敢冒昧陈言,非有私怨于二人,惟先生察之。

敬颂

著祉!

                                                                                                后学周伯超上言

除了这些后学的道听途说加以传播之外,反目之后的兄弟周作人对于鲁迅的新生活也是多有讽刺和批判,譬如他在1930年4月17日发表于《益世报》上的《中年》一文,就有对鲁迅新生活的影射:

“世间称四十左右为危险期,归于名利,特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彷佛是我们的模范似的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我们少年时浪漫地崇拜了许多英雄,到了中年再一回顾,那些旧日的英雄,无论是道学家或超人志士,此时也都是老年中年了,差不多尽数地不是显出泥脸便即露出羊脚,给我们一个不客气的幻灭。这有什么办法呢?……譬如普通男女私情我们可以不管,但如见一个社会栋梁高谈女权或社会改革,却照例纳妾,等等,那有如无产首领在高贵的温泉里命令大众冲锋,未免可笑,觉得这动物有点变质了。我想文明社会上道德的管束应该很宽,,但应该要求诚实,言行不一致是一种大欺诈,大家应该留心不要上当。我想,我们与其伪善还不如真恶,真恶还是要负责任,冒危险。”

中年以后的周作人文风趋向平淡冲和,周正中庸,但在这篇攻击兄长的文章里,却没有一点恕道,极尽了冷嘲的语态和俊言利词的刀笔吏形象。直到解放后,他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在致友人的信中,为自己的汉奸罪辩解,还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两个兄弟,均抛下前妻不管,他因要照料这个大家,出任伪职实在有迫不得已的无奈。他是把鲁迅,周建人的再婚看成是不仁义的“弃妻”行为的。

假如我们把这些言论看成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舆论,那么堆在鲁迅身上的道德责任和舆论压力是不轻的。我孤陋寡闻,至今未见鲁迅自己对与许广平拍拖的这件事在南下厦门前的公开评论。这种不一般的沉默,应该有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想来即使是像他这样特立独行的人,师生恋不伦的社会舆论和道义压力还是不轻。这个心理原因,肯定包含了这方面的因素。

鲁迅是经常与自己的学生讨论各类问题的,涉及的面很广,但讨论爱情的却不多见。和孙伏园大约会经常说说,因为两人经常在一起,但也正因为在一起,所以只是口头交流,并没有书信和其他文字资料留下来。和李秉中讨论过爱情和婚姻,但只是泛泛地讨论,并没有理论联系实际,告诉他自己与许广平拍拖的种种细节。而和章廷谦,讨论过避孕方法的一些技术细节,想来这应该是出于实际运用的考虑了,与爱情和婚姻没有因果关系。总体来说,鲁迅对婚外恋的态度,只有并不张扬的实践而没有理论,原因应该有对世俗的公序良德的一种尊重吧,即使自己是一个实际上的破坏者。在那个方生和未死的社会转型期,许多言辞激烈的口头革命家行动上往往是妥协于旧时代的,比如胡适;于此对应,鲁迅和陈独秀,则应该算身体力行的另一类了。陈独秀不仅婚外恋,还嫖娼,甚至包养,私德上为人不齿。而鲁迅,对自己无爱婚姻的反抗,最决绝的表现,就应该是克服了巨大心理障碍的第一次与许广平上床,而这个标志性的事件,在记了大半辈子日记的鲁迅日记里会不会留有一笔呢。且看这一段,在1926年3月6日的日记里,也就是两人通信一周年纪念日前,鲁迅写道:“旧历正月二十二日也,夜为害马剪去鬃毛”。而这一天正是许广平28岁生日。

“夜为害马剪去鬃毛”。虽然只是一句话,却具有一篇记叙文的全部要素,时间,地点,人物和情节。时间是1926年3月6日夜,地点当然是北京的西三条21号小院。1923年鲁迅与周作人闹翻后搬出八道湾,先租住西四砖塔胡同61号,同年10月买下了这座小院。院内有北屋两间,分别住着鲁母和夫人朱安。鲁迅自己住堂屋后边接出来的一间,称为“老虎尾巴”,也称为“绿林书屋”。这里是鲁迅的卧室兼工作室,有一张大书桌,还有一张很大的木板床,完全承受得住两个人的折腾,这情节当然就发生在这一间。人物在句中是承前省,不用说了,就是鲁迅和“害马”,值得玩味的是“剪鬃毛”,这个剪鬃毛是个啥情节?又可以读出多少言外的信息?

我特意为“鬃毛”查了一下字典,解释是:马,猪颈部的长毛。鲁迅因许广平组织学生运动而戏称其为“害马”,即“害群之马”的缩略语,他们在那场运动中增进了情感并最终结合,鲁迅的这个称呼是带有戏谑的成分的,也隐含着纪念那段日子的意义。从留下来的照片看,许广平一直是齐颈短发,那么就应该是为她修剪长长了的短发了。修剪女人短发的技术含量不高,这个活鲁迅能够干,情节应该就是这样。问题在于解读的判断,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为一个二十多岁的女人在深夜剪头发,到底蕴含了多少言外的信息。我看到了鲁迅学者赵瑜的一个解读,他的判读是:这“大概是两人身体接触最为直接的证据了”。我是同意这个判断的!试想一下吧,那是九十年前的一个深夜,一个女人在一个独处男人的屋子里伸长了脖颈,等着那男人抄剪刀替自己剪头发,事情会到此结束吗?那时离大清王朝的覆灭不过十来年的功夫呢。没有那种以身相许的默契,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文化大背景下,一个女人能做到这一点吗?但对我的题目而言,还有另一个疑问,即能不能说这就是第一次。网间流传过一个贪官与情妇交往的日记,到了事无巨细每操必记的地步,那显然是一种变态。一般而言,对男女情事,即使有记事的癖好,也只会挑选那些只具有特殊意义的才会记一下,我想鲁迅的日记应该就是这样。1926年3月6日是因为有了特殊的意义才留下了这么一笔。而这个“特殊”的意义,我的猜度和理解,就应该是第一次。而用将近一年的功夫走完这段从形而上到形而下的路程,也符合男女交往在时间上的一般规律。在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早的直接记录前,对这就是他们从无穷远到0距离的转折点,取姑妄信之的态度,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权宜的变通。

需要补一笔的是他们怀孕生子是在三年之后了,这个事实也照应了我在开头说的,不能以怀孕推断第一次。许广平怀孕以后自己家人并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也是不言自明,顶在他们头上的舆论压力是始终存在的,即使面对的是家人,仍然还有许多的不堪。在《两地书》的原信中许广平曾写到这些难堪,1929年5月21日,下午,许广平致信鲁迅,汇报自己一天的活动,他的叔叔的儿子要举行婚礼,邀请她参加。还有她大妹来信,她的姑姑要回上海,地下情人的状态掩饰不下去了,到了不得不摊牌的时候。许广平的信里有一句话比较有趣:“不说也看见了的。”是啊,大着肚子见姑姑,就是一份最好的婚姻布告了。对待婚外恋和师生恋,鲁迅和许广平是一对用事实说话的人,他们是实践家而不是理论家。

许广平写此信的时候,正是鲁迅回北京探母,应邀在燕大演讲。其时与现代评论派诸文人正闹得凶,内容照例还是骂成仿吾、陈西滢、徐志摩等人。鲁迅学者赵瑜写道:鲁迅的激昂自然惹得听讲的学生感觉大快,一部分学生起哄着不愿离场,七嘴八舌地插话,要求鲁迅能来北京教课,然而鲁迅回答他们:“我已奔波多年,现已心浮气躁,不能教书了”。

“心浮气躁,不能教书”,这一句特好,给人以为师之道应有的清醒,我用来给本文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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