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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人员”  

2012-02-20 09:35:53|  分类: 逝水流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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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用人员”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政治身份来标定一类特定群体,别地是不多的,原因就是,随着解放,旧政权被打倒,推翻,其工作人员大多灰飞烟灭,沦落飘零,很少有进入新政权继续工作的。但上海很特别,这个特别就在于49年5月,上海在解放后实行了一条宽政,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元帅亲自下令,除了经调查确实有反新政权罪行的,原政权的所有工作人员只要愿意,就可以在新政权的领导下为新政府继续工作。这些旧政府的工作人员包括财政税收人员,交巡警,刑侦狱警以及市政民政管理人员等。

我家原住闸北区均益里,在老北站和上海铁路局大楼的正对面,其中由北往南数第一条横弄的最后一间门牌号的五层公寓里即住着好几户原警察局的留用人员,他们中的几个子女还曾是我的小学同校。那么旧警察留用人员家庭在那些年代里有些什么特点呢,当时小,还不知观察总结归纳,现在回想,有情景清晰的一点和感触很深的一点还残留在脑际。情景清晰的就是他们都很穷。这个“穷”的显像是由这些形象得出的,即孩子多拖着长长的黄脓鼻涕,身上穿得破破烂烂,裤腿短一截,脚丫子从鞋洞里露出来,还有就是精瘦,浑身没一点瞟,像是浸在瘦肉精里泡大的。与现在警察的孩子小小年纪即糖尿病,脂肪肝,浑身冒油不可同日而语,两者根本不能混在一起谈论。感触深的一点就是形象的突然坍塌。本来我们都把他们当成是专抓坏蛋的“人民警察”,当时都着一样的白制服,很伟岸的样子。文革一来,清理阶级队伍,全露相了,原来是“黑狗子”变的,是混进公检法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都是留用人员,结果都被驱赶到农场和工厂去“改造”。

我八十年代刚入基建科工作,办公室有一位风趣的老头,每天午休时从一个破皮包里掏出一只小收音机,(注,不是“沃克曼”,也不是现在的MP3,)然后闭上眼睛沉醉到他的肖邦和舒伯特中了,他说这个习惯是解放前工务局局长办公室秘书的岗位上养成的,(注:上海工务局在太平洋战争前一直由英、法租界当局管理)家里一堆老唱片,光贝多芬就有80多张,他说躲过了文革那是用性命换来的。向我炫耀时双眼闪着激动地泪花,那一刻他忘掉了我们有三十多岁的年龄差别,只把我当做“高山流水”。写一手好字,是那种明显的公务员手迹,有点台阁,也有点倜傥的那种,但我的夸赞他一点不以为意。以他那个业务素养,却常年只做一个跑腿的征地签章员,原因也是留用人员。利用的一面是他熟悉上层的人事和办事程序,长期降格使用的原因却是政治歧视。

我还知道老父也是“留用人员”,但不是警察而是财税人员。老父抗战胜利后即进入旧政府的财政局工作,用革命的道理来批判,那就是为国民党政府收刮民脂民膏效过犬马之力。去年老父病逝,追悼会上我听他单位领导在做悼词时把老父的工作经历分成两段,旧政府的这一段经历定性为“学习”,而49年以后的才定性为“革命工作”。我能够充分感受到领导的一片良苦用心,人死话善,盖棺定论,“学习”的“罪名”就轻多了,就像学驾照,闯了祸都应该由带教师傅去承担。

但领导们却把老父因留用人员而长年边缘化的政治地位和艰难处境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用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光鲜境遇遮盖了之前29年的蹉跎岁月。新旧交替,留用原政权人员固然显示了一种胜者的胸怀,但留用后又时时怀疑,处处掣肘,动辄刁难,甚至迫害,就与原意背道而驰了。近日多陪老母,常常亿起老父往事,多有不胜唏嘘之叹。

76年前,老毛的驭民手段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搞“运动”,在群众运动中挑唆老百姓自相残杀,美其名曰“与人斗其乐无穷”。他自己总结是必须“七八年就来一次”,实际频率远高于此,几乎是连年不断,一波接着一波。实际效果就是让一部分人始终陷在惶惶不可终日的“被运动”状态中度日如年、生不如死,那一部分人中就有“留用人员”。有人研究过老毛的数学观,统计了他著作中所有出现的数字,发现5%和10%是两个出现频率绝对高的数字,除此之外就没见他有过什么像样的数学观念,懂不懂加减乘除就只能存疑。他无论是战争年代搞歼灭国民党军的计划,和平时期在知识分子中揪右派,还是大跃进弹奏增产狂想曲,都是这两个数字。五七年去莫斯科开共产党首脑会议时上台演讲则把这个数字放大十倍,准备牺牲50%的中国人去与美国打核大战,引起世界舆论一片哗然。五十年代,据统计,中国大约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他说大概有10%是右派,结果底下的喽啰就超额完成任务,据统计全国共揪了54万人做了怨鬼。在大学里,教师中凑不足,就捉学生凑数;而机关里,那些留用人员就成了压这个比例数字的称砣。老父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到死也没弄懂政治,却因留用人员的身份而在长年的政治运动中成为“老运动员”,自53年“三反五反”起,没一项运动没赶上,也就因此没好好在机关呆过,不是长兴岛和奉贤的农场,就是在闸北区的各家工厂车间当做苦力流转。直到文革结束才宣布“推翻一切不实之词”予以平反,同时结束“战高温”回到机关。我能书画,也能下不错的棋,但不会琴,老父才是真正的琴、棋、书、画四美具精,可惜就在常年的颠沛流离和惶惶不可终日中荒废了,没留下什么可观的作品。

留用前朝人员本来是最能体现胜者胸襟的开明措施,中国历朝开明君主也有这个好传统,而前朝人员感激新政权的宽厚从而死心塌地为新政权工作例子更是不胜枚举的。我相信,陈毅元帅当年主政上海时期的宽政就是本着这样的旨意。这也是我对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陈毅元帅是怀有特殊好感的一位的理由。但宽政后来就变味了,“留用”变成“利用”,之后又兔死狗烹,“利用”转为“弃用”,直至追杀。原因何在?关键就在新政权在本质上是一次农民起义,工农比例太高,革命成功后又没有及时调整组织成色的思想准备,继续以“大老粗”为荣,企图以打打杀杀的老经验安天下,一遇困难挫折便丧失自信,自大迅速扭变成自卑,由此才衍生出一连串匪夷所思的时时刻刻抓阶级斗争的心理和精神疾患,猜忌和打击旧政权留用人员就成为主导意识,并因此而影响了中国日常现实和政治生活的走向。只是中国社会却又因此跌入一个历史循环的极低谷,哀鸿遍野饿殍遍地,百姓愚昧白痴,国民经济在七十年代末期频临崩溃,失掉一个在日本和四小龙之前在亚洲引领潮流的历史机遇,这就不仅仅是“留用人员”的不幸,也实在是中国的不幸了。

又记:是日老父百日忌。2012年2月19日焚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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