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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的政治鹰犬角色和乌台诗案  

2011-10-19 15:31:59|  分类: 谈人论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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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读书人的心目中,立功、立德、立言为人生三不朽,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以天地自然为研究对象的科学技术很难有大作为。不过宋代出了一个沈括却是一个异数,以当时人类的认知能力和可能的学术水平来衡量,就凭他的科学经典《梦溪笔谈》,也该属一位引无数中国人竞折腰的百科全书式人物了。

这当然是沈括光鲜的一面。现在大家都知道,缺月的另一面是黑暗,这个道理即使对沈括这样中国历史上杰出的科学家来说同样如此。在他诸多伟大的称誉之外,他也有宵小之名。南宋初王銍的《元祐补录》便记载了他的一件丑事:捕风捉影,断章取义,上纲上线,检举揭发苏轼为“反革命分子”,堪为文场恶少师祖。当代有学者评论,“沈括的理性求实精神,到了政治生活中却消失了。他政治嗅觉异常灵敏,善于在别人的诗文中嗅出异味,……”,俨然一条出色的政治鹰犬。

我翻了一下历史,沈括生于1031年,苏东坡生于1036年,大苏东坡五岁,却晚了六年中进士。但这相差六年中榜的时间距离并没有隔断两人的同事缘分,中国宋代的头号科学大师和文学大师,在皇家图书馆做起了同事。1065年,苏轼进入史馆,而沈括则早一年调入昭文馆。北宋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同名崇文院。以今天的院制做比附,应该是一个部里的两个办公室,同时点卯进出院门,双方再怎么矜持,也应该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熟知”。

短暂的同事经历后,1066年,苏轼因父丧回乡守孝,丁忧两年多。等他再回东京,却与沈括分道扬镳,分属两个政治营垒,走上了两条互相抗衡的政治道路。事情的起因是,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宰相,随之进行了激进的改革。苏轼也赞成改革,具体措施上却是温和的改革派,与王安石意见相左,他与保守党领袖司马光一起,成了新政的反对派。由于皇上支持新政,王安石的改革自上到下无人能挡,为了强化实施新政的效率,王安石开始在朝中排斥异己,1071年,作为反对派代表,苏轼下放到杭州担任“二把手”的通判。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评说,有宋一代,政治环境尚属宽厚,政见不同,大多只是逐出朝廷去做地方官,很少夺人性命。苏轼到杭州做“通判”,应属这一政治背景的受益者。当时,他已成了最著名的青年作家,连皇上的奶奶都是他的粉丝(仁宗的皇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传她的话:“我记得苏东坡兄弟二人中进士时,先帝很高兴,曾对家人说,他那天为子孙物色到两个宰相之才,”现在外放,“这都是小人与他作对。”期间沈括作为“中央督查”到杭州检查农田水利建设,临行前,由于有了奶奶的关照,宋神宗告诉沈括,“苏轼通判杭州,卿善待之”。

到了杭州,虽然政见不同,苏轼倒还是把沈括当老同事,好朋友。年长的沈括表面上也相当和善,“与轼论旧”,假装附庸时尚,把苏轼的新作抄录了一遍。但回到东京,他立即用附笺的方式,从中精挑细选一些他认为可以敷衍成诽谤朝政的诗句,一一加以详细的注释,硬是给他发现、发明了这些诗句是如何的居心叵测,反对“改革”,诽谤新政,讥讽皇上,然后交给了最高领袖。

不久,苏轼因在诗文中“愚弄朝廷”,“无君臣之义”而被铺入狱。临行告别,为了宽慰家人,说一个典故活跃伤别气氛,其中引别人的一首自嘲诗很有名,把伤神落泪的老妻惹得破涕为笑:“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政敌们也确实想把老苏的头皮剥了往死里整,御史李定举了四项该杀的理由,之一是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东坡拒不从命。另一理由是所写诗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奸,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也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听上去似乎满腹经纶一腔正气,但从中更可知道,古往今来,坏人想谋害好人,往往更愿意制造一个理直气壮的檄文,烘托一个假正经的政治氛围。

那么那些让苏轼险些“断送老头皮”的到底是些什么样的句子呢,这里举一例。苏轼有一首歌咏桧树的诗,其中有两句是:“根到九泉无处曲,世间唯有蛰龙知”。沈括们的注释是“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文字狱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牵连苏轼三十多位亲友,涉及他一百多首诗词。(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有专章讲述乌台诗案的审理过程,可参阅。)

当然,苏轼入狱沈括不是主谋,主谋是王安石手下的得力干将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宣等四人,但他是始作俑者,“乌台诗案”正是以沈括上呈领袖的那些“发现”为基础,“其后李定,舒亶论轼诗置狱,实本于括”。

那么无冤无仇的沈括为何要陷害苏轼呢,这事当代的余秋雨也有说法:“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苏东坡的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丝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苏东坡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作为一项政治赌博,“他投注到了王安石的一边。”这里前一个猜测的理由是基于心理学中得妒忌机理,后一假定的理由则是基于现实利益,是政治投机的猜测。

但根据现代心理学研究的道理,妒忌一般只在差距可比的两人中发生,按照沈括当时的文名,与苏轼22岁中进士,令文坛领袖欧阳修也称“当避其一头地”的盛况相较,根本没有可比基础,因此有人认为妒忌说依据不足。但“政见不同说”也不能尽释,假如是君子,政见观点不同,完全可以光明正大地争论,然后择善而从,未必要致人死地夺人性命。因此,这里唯一合理的解释应该是沈括天生独具的一副“小人”心肠。有现代学者评论:“沈括的政治选择确实决定了他与苏轼的对立,但是他陷害苏轼却是由于道德操守不够,进入政治漩涡后,随波逐流,耳濡目染的结果,很不幸,王安石改革大旗一挥,从者却多为李定,舒亶,何正臣,李宜等不讲费厄泼赖精神的投机政客,也是官场大酱缸中无所不为的高手,他们对政见不同者不择手段,但是,风向转的时候,对于自己的战友也同样残酷。”

九百多年前王安石领导改革,想一举改天换地,挽救宋朝,出发点是好的。只可惜,这剂革命的药太猛,还把沈括这样的人裹挟进去,制造了文字狱的歹毒案例,这样的恶的智慧和传统到了明清两朝被发扬光大,中国的知识分子头上从此多了一把刀。做过和尚的朱元璋对诸如僧,光,亮,秃,之类的词很是忌讳,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作《正旦贺表》中有“睿性生智”一句,因僧与生同音,被斩;到了清朝,一句“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诗人就此丢命。

中国的皇权专制在北宋毕竟还算宽松,如果在明清,苏东坡肯定性命不保。乌台诗案的结果是苏轼在监狱中被关押一百三十天,释放后远谪湖北黄冈面壁反思。在那里,历经个人命运由盛及衰且死里逃生的苏轼蝉蛹脱茧,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名篇赤壁三咏,即《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后赤壁赋》。

沈括很幸运,尽管他做了一件极尽丑恶的坏事,中国的文学史却因此增色,他也算这些顶级伟大作品间接的助产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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