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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天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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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夫妇之死  

2011-09-02 11:09:03|  分类: 谈人论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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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今日是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著名学者,傅雷夫妇的忌日。谨以此文悼念他们以及在那个时期所有横死于时代的前驱。

日本人敢死,对生活的质量要求又高,一不称心往往就选择自杀作为解决困境的方法,所以这个国家的自杀率一直居高不下,据统计是全世界最高的,于是自杀成为日本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但有一个时期,中国的自杀率肯定超过了日本,很可惜,这不是GBT,一项反映国家富饶程度的值得骄傲的经济数据,而是耻辱的非正常死亡统计,反映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旷世灾难的惨痛指数。这个绝顶黑暗和恐怖的时期就是1966年夏,中国翻译界泰斗傅雷夫妇以及老舍等一大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即自杀于这一时期。

假如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解放后对新政权的态度粗略划为积极、消极、反对这样三类,傅雷与陈寅恪这样典型的消极派有着明显的不同,应该划为积极的一派,至少在一九五七年之前是这样。我的这个判断依据并不是那些冠冕堂皇的开会发言或官场文章,而是可信度比较高的《傅雷家书》,试举几例,“我们虽然年纪会老,可不甘落后,永远也想追随你们之后……”(第29页),“长江淮河水患已有数月之久,……都是些英雄与水搏斗,……多少党员团员领先抢救。”(第23页),“想不到你的春天来得这么快,花开得这么美,开到世界的乐坛上放出你的异香。东方升起了一颗星,这么光明,这么纯净,这么深邃,替新中国创造了一个辉煌的世界纪录!”(第59页);“毛选中的《实践论》及《矛盾论》,可多看看,这是一切理论的根底。此次寄你的书中,一部分是纯理论,可以帮助你对马列主义及辩证法有深切了解。”(第93页)“这几天除了为你的唱片兴奋而外,还忙着许多事。明年是改造和重新安排高级知识分子的重点年,各方面的领导都在作重点了解,故昨晚周而复,吴强两先生来找我谈。我事先想了几天,昨天写了七小时的书面意见,共九千字。除当面谈了以外,又把书面交给他们,据说,为配合五年计划,农业合作化,工商业改造,国家决定大力发动高级知识分子的潜在力量,在各方面——生活方面,工作环境条件方面,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待遇也要调整提高。周、吴二位问我要不要搬个屋子,生活有无问题,我回答说自己过的是国内最好的生活,还有什么要求,住的地方也不成问题。我提的意见共分三大题目,一,关于高级知识分子的问题,二,关于音乐界,三,关于国画界。”(第108页)。

不愿再多抄了。(朋友有兴趣自己找来看,即使不是做研究,这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家教书)。

《傅雷家书》编自1954年1月18日第一封信始至1966年6月3日文革初起最后一封信止,十二年半共一百二十多封信,傅雷本人在期间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其思想动态在信里多有反映。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57年之前,那种正面的叙述应该都是可信的,比如五十年代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傅雷信中的一些话基本就是当时媒体宣传的翻版,很逼真的还原了当时洗脑运动的实际效果。但也正是这种盲目的乐观导致了傅雷盲目的热情,他开始积极改造自己,积极向党靠拢,“发挥高级知识分子潜力”了,但也由此暴露了他自由主义的根性,在积极向党建言之后被打成向党进攻的“右派”,一腔热情拍在马腿上。这一事件对他的精神打击有多大,《傅雷家书》里没有明说,但有一个细节透露了消息,以傅雷这样一个浑身每个细胞都透着爱国热情的人,在听到儿子“叛逃”英国后,竟然没有一句指责的话,翻遍整个“家书”,只看到傅雷与儿子谈艺术,谈做人的操守,却没有了谈“大节”。那个被西方媒体炒作得天翻地覆的事件在《傅雷家书》里竟然没有一字评论。以傅雷对儿子绝对的影响力,那时候,假如他发一句话,是很可能把儿子召回来的。但他硬是没这样做,组织上是否有过这样的要求?不知道。但假如他这样做了,那就不是傅雷了,那就不会有自杀的傅雷了,那就不会有一个其实一直很清醒着的傅雷了。

可以这样说,57年是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傅雷是积极派,这个转折点之后,傅雷就转向了消极派。

但是,从消极到反对也就差一层纸。那一层纸,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夏被捅破。

现在的历史界,一般把《“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开始的标志,但那是北京,其他城市的实际动作要晚一些,上海大概在7月了吧,当然是北京的红卫兵来点的火。八月后就全面展开了。那时很小,但记忆中还是留有这样强烈的情节,一是经常有人出门后被红卫兵以反对奇装异服的名义衣服裤子被剪了,头发被剪了,剪成光头或阴阳头(留一半);二是家家户户“扫四旧”,烧书、烧字画,砸瓷器、铜锡器;其三就是看着左邻右舍的抄家,主人被戴上高帽子跪地上批斗;接着就是许多人不堪其辱选择自杀来表示对这个世道的绝望和对抗。

一九六六年八月底,傅雷一家也接连遭遇抄家和批斗,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红卫兵挖地三尺,甚至把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拔掉,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九月二日下午,面对红卫兵抄家之后的满地狼藉,傅雷夫人朱梅馥对佣人周菊娣说;“菊娣,衣物箱柜都被查封了,我没有替换的衣服,麻烦你到老周(周煦良,也是著名翻译家)家给我借身干净的来。”后来知道,这是朱梅馥作为一个女人对世界的最后的请求。朱梅馥是一个上海女人,一个住在法租界里的上海女人,那种租界里熏陶出来的优雅是骨子里的东西,生是如此,死也是如此,大节如此,小节也是如此。在提出这个要求时她肯定已经和丈夫做了很细致的商讨,商讨了这个世道还有没有逆转的可能,商讨了这个世界还有没有一块足以容身的清白之地。上海女人是世界上最不愿自杀的女人,上海从来没有夫妻吵架自杀的女人,恋生是上海女人的特点。假如现实让一个上海女人想到了自杀那一定是本来就没有活路了,就像当年的阮玲玉。他们肯定回顾了49以来,57以来的种种变迁,明白了他们对新政权的那一丝曾经的期望其实只是自己热情奔放性格的虚幻映射,一种似是而非的一厢情愿,是水中月,镜里花,根本摸不着。这项让整个文化界为之一悲的结束生命的行动谁是主谋已经不可考了,但肯定是一拍即合,是一种恩爱夫妻间的顶级默契。他们以一种另类的悲情诠释了“生不同日死同穴”的应有的含义。他们在结束生命的词条下共同按下了确认键,然后便开始了一连串不可逆的死亡程序。

大约晚上八点,夫妇俩吃晚饭,朱梅馥又对周菊娣说:“明天小菜少买点。”据考证,这是朱梅馥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照常吃晚饭本来是麻痹周围人的举动,但“小菜少买点”是一句异常话,但即使到今天我们还是不能责怪周菊娣的粗心,要一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大婶分辨出一位高级知识分子无意流露的一句话中隐含的其他消息还是有难度的。但最后一丝终止程序的机会也就遗憾地消失。

收拾碗筷和睡前洗漱结束后的空间只属于两个人了,世界已然无牵无挂。他们先把一块棉胎舖在地板上,放上凳子,两人站上去,挂上绳索,然后把自己高傲的头颅套进去,然后就义无反顾地踢倒了凳子,那样决绝的一瞬来临时却让他们用上海式的精致做到了没一点声响,不给这个世界哪怕一丝一毫的机会,他们以一种痛到心尖的细腻来显示那种一去不回的壮士决心。两具高贵的躯体晃动起来,肉体在无限接近死亡,一种堪称伟大的灵魂却浮现出来,它的名字在我们古代叫“仕”的精神,在现代叫“知识分子”精神(这里用狭义的概念),这种精神的要义就是“可杀而不可辱”!

第二天上午,周菊娣按时打扫卧房,发现平日生活像钟表一样刻板的傅雷夫妇没有起床,敲门也没有回答,推开房门……。

他们没有睡,他们最后一刻也是站着的!当然,这一刻已经化为一缕民族的忠魂。

那一刻,相同的命运落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许多人选择了自杀,但像他们那样夫妻共同赴死的不多。

那一刻,相同的命运落在成千上万人的头上,但大多数还是选择了跪地苟活。

那一刻,这样的命运落在一部分人头上,我们旁观着,沉默着,或者无知地参与着。后来,这样的命运范围就扩大了,程序也简单了,一些人自己也成“命运”了,所以也就有了76年的“4.5”,以及再后来的……。

附:傅雷遗书及我的解读

    与多数从容赴死的人一样,傅雷夫妇也留下了遗书,书桌上有一个火漆封固的包裹,上面写着:“此包裹由朱人秀会同法院开拆,傅、朱”。打开,里面是几个装着钱、物的信封以及一封工笔小楷誊写的遗书,真是生死如一,依然是他们一贯的风格——

“委托数事如下:

1,代付九月房租55.29元(附现款)2,武康大楼(淮海路底)606室沈仲章托代修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请交还。3,故老母余剩遗款,由人秀处理。4,旧挂表(铜),旧小女表一只,赠保姆周菊娣。5,六百元存单一纸给周菊娣,作过渡时期生活费。她是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6,姑母傅仪寄存我们家存单一纸六百元,请交还。7,姑母傅仪寄存之联义山庄墓地收据一纸,此次经过红卫兵搜查后遍觅不得,很抱歉。8,姑母寄存我家之饰物,与我们自有的同时被红卫兵取去没收,只能以存单三纸(共三百七十元)又小额储蓄三张,作为赔偿。9,三姐朱纯寄存我们家之饰物,亦被一并充公,请代道歉。她寄存衣箱貮只,(三楼)暂时被封,瓷器木箱一只,将来待公家启封后由你代领。尚有家具数件,问周菊娣便知。10,旧自用奥米加自动男手表一只,又旧男手表一只,本拟给敏儿(指傅敏,傅雷次子)与XXX,但恐妨碍他们的政治立场,故请人秀自由处理。11,现钞五十三点三元,作为我们火葬费。十二,楼上宋家借用之家具,由陈叔按单收回。十三,自有家具,由你处理,图书字画听候公家决定。

使你为我们受累,实在不安,但也别无他人可托,谅之谅之!

                                                                                                                  傅雷 梅馥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夜”

三十年前,为了制造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政治环境,我们曾刻意虚拟和营造了阶级斗争你死我活的敌对氛围,有意思的是,到了关键时刻,对一位即将失去生活依据的劳动妇女支付了物质关怀的却不是别人,而恰恰是一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夫妇,他们安排了自己的死路,却以自己当时仅有的能力,(傅雷是自由职业者,没有工资,全靠稿费生活,57年打成右派后因不愿改名发表作品,稿费收入大减)安排了周菊娣地活路。从遗书中可以看出,周菊娣得到了遗产中最大的份额,而傅雷的儿子傅敏,却一分钱也没得。这里除了遗产无多,也不敷分配的原因外,还有就是,傅雷家教极严,他觉得,儿子,可以,也应该自立了。

那块自用的奥米伽自动男表,想来是傅雷的心爱之物,他想传给儿子,以作留念,却又怕因此连累儿子戴上划不清界限的罪名。统观遗书共十三项交待,其他十二项均清清楚楚,唯有这一项,表现了“临终前的犹豫”,这份心理纠结的痛苦,当代青年很难有人能理解了。因为我们一直在回避这么一个事实,中国优秀分子的死于非命,绝大多数不是死于帝国主义之手,而是死于我们中国人自己的专制主义者之手。其中首推就是“文革”灾难,但我们至今一直讳病忌医,不肯总结教训,遮遮掩掩,甚至文过饰非,伪造历史,大多青年人不知道这样的悲惨历史才刚刚过去,而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拼命要人遗忘。

春天的时候,我写了《陈琏之死》,陈琏也有遗书,但身后的交代,简单多了。而傅雷夫妇的遗书,却详尽到了纤毫,他把自己身后物的交代精确到了0.3元。上海知名作家马上龙评论说:“这是人类历史上只有为数不多的杰出心灵才能做出的超常反应。假如他是针对别人,那么他就是冷血,但是傅雷是针对自己,他清晰,周密,将智慧赋予人的坚忍和冷静发挥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程度。让我们回忆一下他在临终的最后几天里所受的各种横暴,为了搜寻“反革命证据”,红卫兵挖地三尺,甚至把傅雷家花园里的月季也连根拔掉,震耳欲聋的口号,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傅雷夫妇先是被罚跪在地,继而被人拉到长凳上戴高帽……,这一切丝毫没有影响到傅雷有条不紊地书写他的死亡文告,甚至连火葬费,保姆可能需要的生活补助,姑母首饰的赔偿都一丝不苟地抄出,仿佛这一切在他心中早已酝酿成熟,现在所做的不过是照单誊录。“文革”中冤死的灵魂成千上万,但是像傅雷这样冷静从容,认真的极少,除了他的高贵的秉性,还真要从他所生活的城市中去寻找答案,傅雷遗书中的一分一厘都算得清清爽爽,由此可知他的视死如归和上海男人的细心。”

这个评论,很真切,很动容,也很让一个同城的粉丝感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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