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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的双重道德判断原因何在?(不解系列之一)  

2011-04-21 12:34:41|  分类: 时闻时评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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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海发生的两起死亡事件引起社会高度关注,一件是33岁的交大女教师因癌辞世,患病期间留下感叹生命的至情博文让人唏嘘不已,已被确认将公益出版;另一件是普华永道25岁女白领猝死事件。我注意到舆情除了感叹生命的脆弱还有指责普华永道不人道,或明或暗地逼迫或鼓励引导员工加班加点,以致员工体况透支,间接酿成惨剧。这里引起我不解的是后一起死亡事件道德判断。

加班加点为企业做事在国企一直是党和政府以及媒体多年来倡导高尚行为,是我们评选劳模或先进生产者的硬性指标之一,从没见过有谁在道德上对这种加班加点从人道的立场上进行过责难。当这种情况移到私企或外企,为什么立马便引起指责,那么支撑这一双重标准的法律和道德依据是什么呢。

从《宪法》和《公司法》的情况看,目前私企,外企,国企都处于相同的法律地位,公民无论在什么经济性质的合法企业工作,从事的都是同样法律地位的经济活动,这里从法律的意义上否定了过去在私企的工作是被剥削的,是不道德的判断;当然,同时也否定了在国企的工作在道德上天然的要高于私企,是“为人民服务”的理念。假如我们承认这个判断没有错,那么我们在诸如“过劳死”事发后的第一反应理该是一致的,即要么一致谴责企业鼓励加班是不道德的,是违反劳动法的,是应该被追责的。要么一致认为加班加点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创造了更多的社会财富,是一种利他的高尚行为,值得表彰,就像我们评劳模所做的。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当一个人在国企或者政府部门“过劳死”的时候,主管部门的第一反应是给他各种荣誉,动用组织掌握的公共媒体大力宣传,同时辅之以金钱奖励;家属也不会在道德上或法律上(劳动法)进行责难,并安然的以子女或丈夫妻子的劳累死为荣,以生命或健康对“单位”的贡献和牺牲为荣。但同样的情况移到私企,人们的第一反应就是道德谴责,第二是就是劳动法的追责,赔钱更是不能少,甚至要求更多,当然,个人的荣誉是不可能有了,私企、外企的老板也不可能提倡,否则就是罪上加罪了。既然在法律文本的地位上找不到造成这一重大理念差别的原因,那么是不是提示我们只能在法律的文本以外找原因呢。或者在法律上确实没有什么原因,仅仅是过去宣传的片面的阶级剥削理论的遗毒未清,造成的滞后效应呢。

我注意到目前职业道德的褒扬和评比有两套模式,一套是国家级的,只适用于各级政府机构和国企等一些有党的支部以上组织领导的单位,比较正规,那就是年度的各级劳模和先进的评比和奖励。奖励和评比的条件包括从“笑脸相迎”到“过劳死”等所有的利企行为。另一套是外企的,规模和条件都大幅缩水,首先是没有公共媒体的宣传,只能在企业报和壁报等有限范围内表彰;其次是容许褒扬的内容大幅缩水,“笑脸相迎”是可以表彰的,“过劳死”绝对不行。由此我怀疑,这其中的差别是否仅仅是因为主管部门所握有的道德话语权的大小而造成的。假如仅仅于此,这却是不对的,我们对可能引起“过劳死”的加班加点等一些对个人健康有重大隐患却利企的行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道德标准,而这个标准不应该在不同的企业实行双轨制。我这里的问题与这个道德标准的正负无关。

假如我的这个问题能够成立,那么普华永道女白领应该同样进入国家评劳模的序列,否则,一些评选过许多劳模的“单位”负责人也同普华永道一样,应该受到舆论和法律的追责,至于那些劳模,也只值得我们唏嘘而不是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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